吴敬琏是在16日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天津“经济增长与创新”管理论坛上做如上表述，他认为，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非但不能有效地配置资源，并还会造成能源紧张、破坏生态环境、加大就业难度，抑制服务业发展，除了引发短期的金融问题还将引发长期的金融问题。

　　“过度依赖投资拉动增长，一定会出现一个现象：‘投资回报递减’，即投资的效率下降。这个规律的作用，现在已经逐渐地表现出来了。反映投资效率的经济指标叫做‘增量资本产出率（ICOR）’，这个指标的意义就是每增加1块钱的国民生产总值，需要投资几块钱。美国、德国、法国和印度这些国家每增加1亿元的GDP需要投资1到2亿元，根据发改委统计，我国本世纪头三年的数据是5亿元。也就是说，发达国家的ICOR是1－2，我们是5，这是用的我们统计局的数据，根据国际的经济资料库的数据，我们最近三到五年的ICOR是5－7。”吴敬琏说。

　　吴敬琏指出，目前我国企业的投资主要是靠银行信贷支持的，而投资效率过低就意味着贷款银行信贷支撑的增长，信贷回收的前景就有问题。“这些投资不能收回，也就是说这些银行信贷还不了，其结果就是金融系统风险的积累。为什么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1994年就预料了东亚要出事？他的主要根据就是东亚这些国家增量资本产出率过高，当时马来西亚的数字就是5。我们现在就在这个水平上，所以这种情况不能长期持续，长期持续不但有近期的问题，长远的问题就更加严重。”

　　“我们在东亚金融危机的时候安全过关了，有一个因素，就是当时我们没有完全地开放，在金融上没有完全跟世界市场接上，所以我们可以采取一些办法，使得国际金融市场的波动不直接传递过来。但是这种情况正在改变，到了今年12月，WTO过渡期就过去了，我们国内市场跟国际市场就完全接上了，国内的经济、特别是国内企业也就完全暴露在国际竞争之下。”

　　吴敬琏表示，我国要利用这短短的时间赶快尽量做好准备，防止出现大的冲击，在“十一五”期间，坚决地实现“十一五”规划的要求。他强调，要转换经济增长方式，就必须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加快发展服务业、用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并实现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吴教授再次强调，转换增长方式关键的关键是政府职能的转变。

　　　本报讯（记者庄士冠）“我看不出利息税和扩大内需有何关系。”4月6日，在中欧国际商学院举办的“2006年中国政策及其影响解读会”上，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向本报记者表示，利息税征收受影响最大的是中小储户，这些人本身就没有多少储蓄，利息税的征收反而加重了负担，我国不应该征收利息税。

　　　近日，针对是否应该取消利息税，出现了不少争论。有观点认为，应该尽快取消利息税，因为征收利息税的初衷是为了“扩大内需”，但实际上，这几年，利息税的征收并没有起到控制储蓄率增长的效果。

　　对此，吴敬琏认为，中国应该征收的是资本利得税，而不应该征收利息税。“我不懂为什么为了拉动内需，就要征收利息税。”

　　面对目前中国外汇储备成为世界第一位后会带来什么影响的提问，吴敬琏表示，外汇储备并不是越多越好，会对资源的有效利用造成消极的影响。因为大量的中国资源变成了外汇储备，而外汇储备只能投资在一些收益很低的金融资产上。同时，对于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货币政策的执行，也造成了很多不便。

　　在吴敬琏看来，目前这种情况正在发生改变。吴敬琏说，“我希望这种改变是比较稳定的变化，而不是非常急速的改变。因为我们的外汇管理制度去年才刚进行改革，从原来的完全不浮动的状态，变成央行较少干预的状态，有关各方的利益都要向平缓过渡。这种过渡的过程，不可能很快。”

　　吴敬琏昨日还指出，目前对增长方式转变仍然存在体制性障碍，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就必须大力发展服务业。

　　在演讲和之后的答问中，他还就当前社会经济中的一些热点直抒胸臆，恳切建言。本文系根据部分演讲内容整理而成，未经本人审阅。

　　转变增长方式与体制性障碍

　　从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年）开始，我们曾试图沿着前苏联式的道路实现国家的工业化和现代化。这条道路有两个特点，一是用投资，用资源的投入来拉动工业化；二是靠优先发展重工业来带动各个产业发展。毛主席在上世纪50年代中期就在《论十大关系》里提出，苏联模式存在问题，重工业的片面发展损害了农业和轻工业，提出农、轻、重要协调发展。不过到“文革”结束也没有突破这个框子。“大跃进”以钢为纲，更加片面地强调重工业发展，结果造成一系列的经济灾难。

　　上世纪70年代末期和80年代初期，党和政府做过调整国民经济的工作，恢复农业，适当地加强轻工业，适度地发展服务业。到90年代后期，进一步提出转变增长方式。第九个五年计划提出要实现两个根本转变，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从粗放增长到集约增长。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若干问题的决定》（下称《决定》），《决定》指导下的改革主要是宏观经济改革，如财税体制、外汇管理体制改革，但在微观经济方面的一些改革进行得并不是那么顺利，比如国有企业改革。国有经济布局的调整和国企的股份制改革，到20世纪末期，在十五届四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后才真正起步，而且中间碰到一些障碍，进展比较缓慢。

　　现在回过头来看，我们还存在一些体制上的障碍。今年“两会”期间，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汇集各方委员智慧，梳理出四个体制性障碍。一是政府还保持着对重要经济资源的配置权力。二是对政府官员政绩的主要评价标志还是GDP的增长。三是1994年的财税改革，总体很成功，但中间有缺陷，比如各级政府的主要财政收入，大概一半以上来自生产型的增值税，即税收的多少是跟产值的多少直接联系在一起的。这就使得各级政府官员通过手里掌握的配置资源的权力，投入资源，追求产值的增长。四是要素价格扭曲。计划经济有一个传统，就是把上游产品的价格尽量定得低，这样，从下游产品，从商业中，国家很容易就把纯收入拿上来。越是上游价格越低，这么一种扭曲的价格，就刺激了官员和企业浪费资源。劳动要素和资本价格（利率），也是同样的情况。

　　“十五”期间，上述毛病变得比原来还要大。一方面是各级政府掌握的配置资源的权力增大了，突出的就是土地。工业化、城市化的过程加快了，各级政府以公共利益的名义征收农民的土地，再由官员主持批租，搞政绩工程。另一方面，经济发展了，对于政府按照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办法执政，提供公共服务的要求也提高了。但是，政府改革跟不上去，造成了增长方式转变的障碍。例如，由于法治建设进展很慢，失信现象严重，市场就缺乏效率。

　　传统增长方式无以为继

　　中国是一个人均占有资源相对贫乏的国家，着重发展耗费大量资源的产业就是像北京人说的“哪壶不开提哪壶”，是扬短避长。我们占世界GDP的比重只有4%~5%，但各种资源的消耗量都占世界的7%一直到40％、50%，其结果就像胡锦涛总书记说的，如果不从根本上转变增长方式，能源将无以为继，生态环境将不堪重负，无法向后代交代，无法向历史交代。

　　中国有大量农村富余劳动力，但我们没有着重发展能够容纳更多就业人口的服务业，而是用大量资源去发展资本密集型的重化工业，结果提供就业机会的能力就下降了。在上世纪90年代，我们GDP每增加1％，就业可以增加0.43％，到了90年代就降到了0.11％，到了21世纪的前4年减到了0.098％。

　　我们发展了一些重化工业，比如有色金属。这里举一个例子，就是铝锭。90年代后期，国家对电解铝工业采取了价格优惠政策，大概半价。电解铝就靠电，把氧化铝电解以后变成铝锭。电价作为生产要素，本来定价就低，再加上对耗电工业采取半价优惠的政策，刺激了电解铝工业超常发展。90年代年产300万吨，2004年年产970万吨，2003年一年就出口了125万吨。用扭曲的价格计算，这是赚钱的，但你用真实的价格，就是经济学上的影子价格去计算，其实是赔钱的，出口越多国民损失越大。

　　出口也存在这样的问题。因为服务业发展不够，所以主要靠做装配，做加工业。这样的产业附加值是很低的，盈利性是很差的，结果在我们的对外贸易里，一方面出口数量很大，表面上赚了很多钱，但实际上消耗了大量的资源，承受着环境污染和倾销恶名，而利润的大头并不在这里。

　　2004年1月，《华尔街日报》写了一篇文章，讲中国在世界分工体系中的作用。里面举了一个苏州的外资企业罗技（世界最大的鼠标生产商），这个鼠标实际上是个普通鼠标，每个单价是40美元，40美元是这样分配的：罗技自己得20％，8美元；分销商和零售商得37.5％，15美元；零配件供应商，就是原件，比如光敏原件，得35％，14美元；苏州工厂，包括工人工资、电力和其他经常开支得3美元，占7.5％。它举这个例子是要说明什么呢？是说这个罗技公司是当前世界经济的缩影。

　　这么一种增长方式，使得投资占的比重越来越高，而消费占的比重越来越低。美国、德国、法国和印度，这些国家的GDP中间用于投资的大概占10％~20%，我们是40%~45%.它的表现就是产能增加过快，而最终需求不足，造成了企业经营上的困难；越来越多地依靠出口，而出口会引起我们与贸易伙伴国之间的摩擦。这种方式的长期金融风险更值得注意。单纯依靠投资的增长，会造成投资的报酬递减。投资收不回来就变成金融系统的不良资产，要碰到什么偶发的因素，这种潜在的危险就会爆发，威胁到我们长期的经济发展。

　　今年“两会”期间，胡锦涛总书记在上海代表团的讲话是非常重要的，就是要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开放，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基础性作用。这样就可以把我们实现增长方式转变的体制基础建设好。增长方式转变得好，我们就能够保持今后持续稳定的增长和社会经济各方面的和谐发展。

　　吴敬琏评近期热点

　　关于新农村

　　我同意马凯主任的说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不要变成了建设新村。

　　关于“银行贱卖论”

　　我觉得最近以来常常如此，提出一些很抽象的说法。研究经济最好是具体来分析，抽象说明能够煽动情绪，能够给人以“似是而非”的满足，但是无助于真正地认识问题所在。

　　关于中国股市问题

　　我不是什么大师，6年前我说当时中国股市是一个没有规矩的赌场，所谓没有规矩的股市、没有规矩的赌场就是说，有人从里面把钱偷走了。我劝我们的低收入者、下岗职工不要到里面去。

　　我现在觉得当时的判断没有错，但是我希望它能够逐渐变好，因为股市是现代市场经济中太重要的一个支柱，能促使我们企业做强。

　　关于改革

　　去年年初，温总理说2005年是改革攻坚年，但后来这一年好像变成了改革质疑年，或者是改革批判年。最近“两会”期间，党和国家领导人都一再重申要坚持改革开放，毫不动摇，我希望2006年我们确实能够取得比较大的进步，这需要大家的支持，大家共同想办法促进改革。

　　关于混业经营

　　因为我们的整个监管还处在一个非常低的状态之中，所以我估计混业经营不可能推进得很快。混业经营是一个趋势，推进混业经营最好的办法是改善我们的监管，使得监管的改善和混业经营这两件事并行不悖、互相促进。否则的话会走弯路，出现极大的混乱，然后再倒退。

　　关于主流经济学家

　　支持我们过去20多年改革方向路线的经济学家就是主流经济学家。

　　新快报讯（特派记者 余亚莲 尹来廖颖谊）对于房价问题，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表示，为了保持经济稳定和保证人民基本的住房需求得到满足，确实需要保持房价稳定，要使供求有所协调，不至于因为投资需求引起房价的过度波动。

　　房价一直是大家关注的问题，在昨日全国政协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记者再次向吴敬琏等经济学家提出：“房价涨幅过快在全国各大城市都普遍存在，在‘十一五’规划中都有哪些具体措施抑制房价的过快增长？”

　　对此，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吴敬琏说：“说房价高了或者低了，要进行具体分析。很难一概而论是高还是低。”因为，房屋的价格由供求两方面决定，一种是消费的需求，另外一种是投资的需求，但最终是要由消费需求支撑。

　　他表示：“在短时期内，可能因为投资上的需求，而使房价发生波动。因此，为了保持经济稳定和保证人民基本的住房需求，确实需要保持房价的稳定。具体地说，就是要使这两种需求能够有所协调，不至于因为投资需求引起房价的过度波动。”

　　今日上午全国政协中外记者招待会上，有记者问：“中国的股市作为中国经济的晴雨表，为什么老是与国民经济的发展不相协调？这个晴雨表怎么了？大多数股民什么时候才能真正享受到我国经济稳定发展所带来的实惠？”

　　吴敬琏没有回避这个问题。他说：“在这个问题上恐怕三个经济学家有五种意见。我曾经长时期对中国股市进行过研究，2001年我出了一本书———《十年风云话股市》，把上世纪90年代初期到2001年所有的文章汇集在一起。中国的股市为什么出现这样异常的状态，我提出了系统的意见。从那以后，我没有再对股市进行研究，但是我的观点没有变，2001年这本书里所讲的观点我认为是符合实际的。”

　　他开玩笑说：“如果让我回答，我只好做一个广告来代替，请大家去看这本书，说得是不是有道理，我们再继续讨论。”

　　2001年1月，吴敬琏两次在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时发话炮轰股市，说出了“中国股市很像一个赌场”的名言。一时间，股市“赌场论”成为证券界议论的焦点，吴敬琏被称为“敢讲话之第一人”。

　　1个月后，在北京邦和财富研究室召开的“关于如何正确评价中国股市发展状况”的恳谈会上，董辅□、厉以宁、萧灼基、韩志国、吴晓求五位重量级经济学家联手反驳吴敬琏的股市“赌场论”。针对吴敬琏的“股市是赌场”

　　的观点，五位学者认为，吴的看法仍停留在计划经济下，停留在物质生产部门创造财富、非物质生产部门不创造财富的认识上。而资本市场优化资源配置、提高效率进而提高财富创造能力的作用不能抹杀。他们认为股民积极参与恰是市场意识、投资意识的培养。针对吴敬琏对中国股市炒风日盛的担忧，五位学者认为，证券市场中投资、投机皆不可少，投机是资源优化配置的必要先导。这使得当时一段时间以来围绕中国股市如何发展的争论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

　　今年1月，首都经贸大学公司问题研究中心主任刘纪鹏教授还曾表示，由于对股市“赌场论”的争论迟迟未决，使得中国股市在非正常的因素下暴跌整整48个月。

　　这位76岁高龄的经济学家越说越激动：“我是说改革碰到了障碍，但有人理解成改革本身出了问题，甚至说市场化就是资本主义复辟，这怎么能是一回事呢？”

　　“虽然改革面临着重重的障碍，但这是改革自己的问题，而不是改不改革的问题，至于打破这些障碍的难与不难，那是另外一个话题了。”

　　最后，吴敬琏表示，关于改革的争论早已开始。改革开放以来，像这样的争论已经有过很多次。举其大者，1981年-1984年有一次，1989年-1992年也有一次，这次已经是第三次。前两次争论的经验表明，只要这种争论能够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能够按照摆事实、讲道理的方式来进行，是能够得出有益于我们国家和人民的成果的。因此，这种争论我们肯定是要把它进行到底的。

记者唐玮北京报道 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在２月１１日举办的“中国经济５０人论坛２００６年会”上指出，中国的改革和发展正面临一个崭新的阶段，在经济社会体系需要进一步提升，经济社会改革需要进一步推进的情况下，改革却存在不少重大的缺陷，需要对过去进行认真的反思，对未来进行慎重细致的规划，这是一种迫切的需要。

    吴敬琏认为，中国的改革和发展正面临一个崭新的阶段，但与此同时，改革却存在不少重大的缺陷。第一，从经济领域说，一些关键领域的改革，如大型国有企业的股份化改革、垄断行业的管理体制和产权制度改革、基本经济资源的市场化配置等由于障碍重重而进展缓慢；第二，现代市场经济正常运转所必须的法治环境迟迟未能建立；第三，政府必须提供的教育基本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不但没有加强相反有削弱的趋势；第四，与传统社会主义经济社会体制相适应的粗放增长方式也难于向集约增长方式转变。

    吴敬琏说，由分配不公、贫富差距扩大、行政腐败扩散等造成的社会矛盾日益加剧，并引起了部分群众对现实生活中消极现象的强烈不满。这种情况下，２００４年到２００５年期间爆发了关于我国改革发展存在的问题，以及中国应当向何处去的大争论。这种情况表明，认真反思我国改革的成就和不足、它所面临的问题和明确今后的方向，成为一种迫切的需要。

    吴敬琏建议，要进行自由而切实的学术讨论。他说：“在改革开放开始时期，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学家就曾经向我们介绍过他们自己的经验：自由而切实的学术讨论，乃是改革得以顺利进行的一个重要前提。此后在我们自己的改革里面，中国经济学家对此也有深切的体会。我认为我们现在应该进行这样一种自由而切实的讨论。我们经济学家作为知识人，应该按照学术独立，思想自由的精神，言之成理，持之有物地提出自己的见解，并且对这些见解是否符合学术规范独立地负责。”